要害詞：郁達夫 重讀經典 《蜃樓》
原題目：郁達夫《蜃樓》中的疾病與療愈書寫
疾病與郁達夫文學創作之間的親密關系已是須生常談的話題。統不雅代表性前研討，其基礎特色是從“病”在文本中的存在狀況進手，探討疾病與人物際遇、作品審美作風、時期精力氣質等方面的層層聯絡接觸，而個別／群體、理性／感性、幻想／實際、審美／政治之間的沖突張力也在響應研討對話中得以浮現。在此基本上，若要進一個步驟探討疾病與文學文本的彼此感化，進而是 “幻想”與“實際”之沖突在分歧時代的變體，以及政治／審美（無）認識感化于古代主體及文本敘事所形成的“凌亂”和“同一”，則似乎有需要不只將疾病視為文學文本中的靜態存在，而是試圖考核從“患病”到“療愈”的靜態經過歷程。有關這一經過歷程的敘事在郁達夫作品中實在普遍存在，正如研討者所言，醫院和療養院組成了郁達夫小說中具有典範性的場景[1]，而這一場景中所產生的療愈故事，也為深刻探尋疾病母題在郁達夫文學作品與性命經歷中的豐盛意義供給了途徑。
在郁達夫諸多書寫疾病與療愈的作品中，創作于1926-1932年的未完長篇《蜃樓》或許具有必定的奇特性。從內在的事務上看，《蜃樓》的主體部門論述了患肺病的流亡甲士陳逸群在杭州松木場醫院療養的經過的事況。此中交叉著他對海內游學軼事、軍旅生活、流亡上海顛末的各種回想，以及與多位女性的 “艷遇”式情節。作為郁達夫長篇小說創作一次不算勝利的摸索，《蜃樓》在情勢層面也具有駁雜的特征，包括著多層敘事時空的交叉，人物心坎獨白與全知敘事的交織，從中可見出作者試圖將宏闊的時期社會場景與諸多心思感情細節熔于一爐的盡力。或許是由于難以找到統合多種敘事要素的方法和線索，又或許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自敘”認識，這部小說終極沒有寫成，已完成部門也不曾獲得較高的評價。而從郁達夫的日誌中，也能看出這部作品創作經過的事況的波折[2]。
值得留意的是《蜃樓》仍是郁達夫更為巨大寫作打算的一部門，他在日誌中說起《迷羊》、《蜃樓》、《春潮》將組成總題為《二十年間》的三部曲[3]，也與友人闡明這三部曲分辨象征著中國曩昔此刻和將來青年的三個時期：“The age of innocence, The age of skepticism, The age of revolution”[4]。而艱巨創作的《蜃樓》所浮現的恰是“猜忌時期”的圖景。
從現存部門來看，小說已然勾畫出主人公自患病至醫治經過歷程中的身心狀況，并模糊暗示了主人公“康復”而非“逝世亡”的終局。與研討者們普遍追蹤關心的《沉溺》時代疾病書寫構成對比，《蜃樓》的疾病與療愈敘事或許隱含著作者對自我認識、社會景況、文明心態與感情倫理等多個范疇的進一個步驟反思和摸索。以此切進，或許也能對疾病的隱喻這般陳舊的議題做出些許新的發明。
一、 療養與涵養
如上所言，《蜃樓》的主線敘事是主人公陳逸群在杭州養病的顛末。從冷汗、咯血等癥狀來看，陳所患的年夜約是肺結核。文本便從陳搭乘搭座滬杭特殊慢車自上海離開杭州的情境開端。
在蘇珊·桑塔格看來，結核病所需求的療養前提供給了一種“不再局限于藝術家小群體的主要的波西米亞生涯方法”。出于不竭尋覓“無益于安康的處所”之目標，結核病患者們往往過著一種觀光的生涯。而浪漫派更是將疾病作為“本身悠哉游哉的生涯和迴避資產階層任務的遁辭”。肺病所需漫長的療養經過歷程使患者得以“從世界抽身隱退，不往承當作決議的義務”[5]。《蜃樓》中主人公的養病也簡直隨同著如許的悠游和迴避。自從進進松木場肺醫院靜養，周圍“戰爭沉寂的空氣”就逐步把他昏亂不勝的腦筋鎮撫得清爽溫馨，文本情感氣氛亦趨于安靜溫和。有關“曩昔”的回想片斷在醫院情境中一度消散不見，所余下的仿佛只要凝結運動普通的現時生涯。而在文本中，付與這般療養生涯以精美顏色而非充實有趣氣氛的恰是醫院周邊的周遭的狀況與風景——臨西湖而依葛嶺，醫院所處恰是杭州的景致勝地，也是郁達夫非常熟習的地點。依照醫學知識，夏季杭州濕冷的天氣前提實在并晦氣于肺病患者的康復，而郁達夫特地將主人公設定在此療養，年夜約是為了牽引出杭州的一派清山麗水及其勾連的文明資本。且看文本對西湖氣象的描述：
東南南三面，回環著一帶的青山，山上有一點一叢的別墅禪林，很靜寂，很顯明的綴在那里。山下的樹林，木葉還沒有脫盡，在淺淡之中，就寫出了一片江南的冬景。長堤一道，橫界在湖心，堤前的矮樹，樹里的環橋，都同月下似的隱約約約薄印在波頭泛動。湖面上有幾只渙散的小艇，在那里漸漸地游行。近旁沿著湖塍，緊排著很多鉅細的游湖船只，年夜約是由於一年快要了，游客蕭條，幾個劃船者，拖長了顏面，仿佛都只在太陽光里，作懶噪的閑談。[6]
在這段景致書寫中，《沉溺》時代頻仍呈現的西洋美學濾鏡及對東方藝術資本的“擬象”簡直消散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木葉”、“湖塍”等中國古典詩詞罕見意象的顯影，文中對湖山船堤的逐一描繪也不難讓人聯想起張岱等人的西湖狀寫。如許的描述方法在全體上所塑造的乃是明朗澹泊而又略帶蕭瑟寂寥的山川詩意境。接上去，敘事又將這片詩歌意境化為“一幅靈奇的中國水墨畫景”：陽光如薄薄的淡粉，湖面被印成了墨色，遠遠的船只像狹長的斑點，“默默地在一塊純白的佈景上蠕動”，山川的留白處是“一種巨大而又奧秘的緘默”。至此已不知文本是在寫景，仍是在切磋中國山川畫運思之精華。當敘事將視角集中在主人公所處醫院先容其周邊周遭的狀況時，山川游記的筆法也隨之呈現，這些翰墨都流露著作者的古典文明素養。而在山川詩、水墨畫與游記伎倆所營建的景致形狀之外，小說的重要故事線索——陳逸群與康葉秋心密斯的相逢則清楚帶有唐宋傳奇般悠揚詭艷的顏色：陳在西湖邊茶亭上第一次看見漂亮奧秘的黑衣少婦，她剎那間即消散在“展滿寒光”的湖面不見蹤影，爾后二人又在“枯干清秘得同僧院”普通的醫院中重逢。由此可見，《蜃樓》中有關肺病療養的敘事處處滲入著中國傳統文人的文明涵養與文學興趣。更進一個步驟，這般文人涵養不只作為一種比東方審美資本加倍根深蒂固的“裝配”塑造了文本的情調氣氛與美學作風，還影響著人物和作者對“病”的立場，進而聯繫關係著人物心坎與內部世界的某種文人士年夜夫式的互動方法。
1932年末郁達夫移居西湖邊的水明樓，重游葛嶺等地，在養病的同時開啟集中寫作《蜃樓》的打算，或許也恰是有興趣號召響應的古典文明資本以統合文本敘事。但是至多就現存部門來看，古典文明資本及文人涵養并不克不及夠整合多條敘事線索、供給最終的凈化機制以成為療愈疾病的良方，如若這部小說終極得以完成，生怕也仍不會以此種療養／涵養形狀為回宿。正如下文所要切磋的那樣，山川詩等文明符碼所塑造的療養情境將被古代“醫治”經過歷程（無論實體仍是隱喻意義上）中各類反諷性、抗衡性原因充滿，這或許也是“猜忌時期”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 治療與反諷
在中國古代文學敘事中，對疾病的治療似乎自開端處就帶有某種復雜的感情與倫理內在。魯迅《狂人日誌》中的狂人將請來為他診病的大夫指以為吃人者的爪牙，并以交待狂人病愈的白話弁言與“病態”的口語日誌文本構成對立，《藥》則經由過程“華”與“夏”之間有關“治療”邏輯從頭到尾的深入隔膜浮現出這一時代作者對療救行動的某種深切猜忌。而郁達夫的一系列作品異樣在疾病與醫治的關系中包含著可以深刻挖掘的張力空間。
在最為顯見的層面，《蜃樓》中的構造性反諷仍表現為一個“醫治者”終極淪為“病患”的悖謬處境，以及由今生發的對“治療”行動的深入猜忌。這似乎是新文學頭緒中有關療愈敘事的某種經典情況。《蜃樓》經由過程主人公的回想及與友人的通訊含混交待了其患病的“前史”：陳逸群原是“關外”的甲士、“郭軍長”的手下。他不滿“奉軍的罪行”，謀劃了“反戈的打算”，在掉敗后變裝流亡，“到年夜連后才看見自家的逝世報”，逃至上海時突發疾病，隱姓埋名到杭州療養。這里的“郭軍長”應是郁達夫日誌中提到的奉系將領郭松齡。郭本是兩次直奉戰鬥中的奉軍主力，卻于1925年11月頒發反奉宣言，殺同寅率心腹倒戈，一度占領錦州等地，終不敵奉系與japan(日本)關東軍的前后夾攻而敗走流亡，于1925年12月被奉軍拘捕槍斃。這些史其實《蜃樓》中亦有所指涉。依據敘事交待可以猜測，陳逸群應當恰是這場戰事的幸存者。
以小說的情勢書寫一段往本身不遠的“汗青”及一位與本身出身經過的事況懸殊的人物，在郁達夫的創作生活中這是第一次，或許也是獨一一次，其艱苦性可想而知，而這般題材選擇也未嘗不寄寓著郁達夫對古代中國政治文明格式的某種反思認識。但在現存篇幅中，作者似乎很快躲避了那些需求依附文獻材料搭建的社會汗青情境及人物經歷，并將陳逸群拉回了他所熟習的情欲處境。文本暗示陳與友人之妻詒孫密斯的暗昧關系是他萌發疾患并避走杭州的要害誘因，而文本伊始形單影隻離開杭州郊外養病的陳已然淪為“閑墮階層”，被拋出了社會運轉的軌道。在社會改革與情欲經歷中遭受挫敗的陳逸群也就成為郁達夫筆下又一個“孤單者”抽像。在養病如許一段近乎真空的時光經歷中，陳逸群將追蹤關心點轉向“外部”、反思過往，將本身定位為“畸形時期的畸形兒”。行文至此，郁達夫年夜約又走回了“自敘”的老路。
在陳的心坎獨白中，新與舊、自我與社會、幻想與實際嚴重關系無法獲得有用處置，進而不竭導向破滅和虛空。在尋覓到新的前途前，“病”的狀況將一向延續。在這個意義上，肺結核漫長的患病與療愈經過歷程所生孩子出的“隱喻”值得被深刻挖掘。桑塔格留意到，在晚期浪漫派的想象中，“那些有力往把這些佈滿活氣和健全沖動的幻想化為實際的人，被以為是結核病的幻想人選”[7]，而從結核以致癌癥，古代的疾病隱喻總偏向于顯示個別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入的掉調。沿著這種對“掉調”的感知，浪漫派們建構了心與腦、沖動與感性、天然與人工、村落與城市等一系列對峙起來的“奇談闊論”[8]。從桑塔格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她對這類掉調式隱喻的惡感立場，但諸種對峙掉調所激發的不安感觸感染及其與致命疾病間耐久而深切的聯繫關係確切成為需求重視的社會意理癥候。在《蜃樓》中，中西新舊文明在個別身心層面的交兵及其所招致的“自我”之決裂畸形是病態之表象，而個別與社會無法樹立良性互動關系倒是致病的本源，或是患病的后果。響應地，所謂治療的經過歷程，必定水平上就在于這種能動性關系的重建。但是在陳逸群這里，無論古典文明涵養仍是東方“世紀末”文學資本，抑或改革社會的反動話語都缺乏以支持如許的重建，如許一種無法完成的建構也恰是疾病在隱喻層面連續存在的本源。
當 “改造社會，改造軌制”的熱情在挫敗中消磨，個別臨時掉往與內部世界重建關系的才能，主人尚且存有對“性命”自己的留戀，所謂“‘生’之不存，‘革’將焉用”。而就在“求生”這一層面，《蜃樓》對疾病治療的書寫異樣具有反諷特質。
正如人物汗青的有據可憑，《蜃樓》中坐落于杭州郊外湖光山色間的松木場醫院也真正的存在。郁達夫在構想寫作這部作品時亦對這一小說中的重要故事空間做過一番考核[9]。這座病院實則是廣濟病院松木場分院，位于葛嶺寶云山上，《蜃樓》第十章對其周遭的狀況布局的俯瞰式刻畫大略與病院實況相符。該分院由英國醫師梅藤更募資建築，重要用于麻風、肺結核等沾染病的治療和康復。梅藤更1881年被英國基督教圣公會派往中國，在圣公會開辦的杭州廣濟病院（原名“慷慨伯病院”）行醫。1892年梅藤更掌管開辦松木場分院，前后十幾年建築起包含病房、教堂、護工宿舍等舉措措施在內的病院建筑群，在那時確乎成為進步前輩醫療系統的代表。距郁達夫同時期人記錄，該院“臨山面湖，空氣乾淨，闊別塵囂，尤稱便利，吾國麻瘋院中，無出其右者”[10]。在與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通訊中，梅藤更亦特殊自得于本身所興修的病院“曾經釀成這個城市的景點之一”[11]。而在“療身”之外，“療靈”即傳佈基督教教義也是這所教會病院非常主要的治療手腕。《蜃樓》呈現的那座“麻瘋醫院兼星期堂的年夜樓”正代表著如許一種醫治方法。這一方法在郁達夫的文學書寫中亦不是第一次呈現。《南遷》（1921）中療養院里的青年男女們就時常聚在一路瀏覽《圣經》、研究教義，并將其作為減緩病痛、交友老友的手腕。《迷羊》（1927）則設定主人公在接收傳教、禱告與懊悔的經過歷程中痊愈。肉體與心靈的雙重治療在這種情況下仿佛共同得圓融天然，但是沖突齟齬實在一直存在。就醫院外部而言，醫者常難免面對行醫與傳道的職責認識、迷信與宗教的精力信心之間的牴觸。而病院與周邊周遭的狀況、與本地平易近生平易近意之間的關系則加倍復雜。以建築松木場分院為例，梅藤更的舉動既有強占寺廟用地之嫌，又被本地居平易近以為損壞了寶俶塔一帶的風水，其對麻風等沾染病采取的防治辦法也不克不及盡得人心，時人甚至以為醫院的建築反而形成了疾病的加劇傳佈。1929年，簽名韜園主人的作者在《醫藥學》雜志上連載了《梅藤更侵犯實錄》，援用大批實地報道證實梅侵占寶石山等處地盤之罪，梅也一度被指以為“本錢帝國主義”權勢的代表。
教會病院的建築在宗教崇奉、地盤分派、醫療不雅念等層面與本地官平易近產生了各種沖突，有研討者將其歸納綜合為“身材殖平易近”與“反殖平易近認識”的較勁，亦有學者以為此種沖突表現出的乃是“國權”與“人權”的不合[12]，諸種言說背后自有其比擬光鮮的實際視野與認識形狀態度。而對于郁達夫而言，他或許無法在感性層面臨這些沖突停止懂得分梳，但卻非常靈敏地洞察到了此中難以協調的牴觸并將之浮現在文學表達中。《蜃樓》對這位梅院長出身行動的描述就內含著頗為豐盛的條理。文中的梅師長教師被描述為“廣濟病院的主宰者”，懷抱行醫濟世之志“在這半開化的浙江省境內，建造起了他的幻想的王國，很平穩快活地在過度他的老年末年余日了教學”。在這里，“半開化”與“幻想王國”的對比已然頗具深意。當梅師長教師觀察病房發明了陳逸群案上的幾冊“紅羊皮面的洋書”后，他“同發見了古跡似的”訊問陳能否有客居本國的經過的事況。得知陳簡直在歐洲生涯過幾年，梅師長教師“立即將那種敷衍蠻地的小孩子似的立場悔改”，開端“謙虛”地與陳扳談并約請他拜訪本身的居處。臨走前，梅大夫宣布陳逸群的身材“不用幾多時辰就可以完整回復復興”。從“古跡”等用詞及文本對梅師長教師前后立場改變的細致描摹中已然不難見出反諷的意味。更進一個步驟，當陳接收了這位院主的看望，他的經歷就傳遍了隔離醫院。上高低下都知道他是北洋道臺的令郎，是到過本國、當過年夜學教員、做過官的。自此，陳逸群在醫院中的位置陡然上升，而這一切則是他相逢病院的另一位捐資人康太太——那位西湖邊奧秘的“黑衣男子”不成或缺的條件前提。文本暗示康太太也是在梅院優點聽到了陳的出身，剛剛約請其往本身的居處聊天。顯赫的門第、西洋游學的經過的事況、年夜學教員與軍官如許的社會成分都成為了主人公的象征本錢，甚至作為一種奇特的治療手腕，加快了他身心的康復。根深蒂固的品級認識及由此激發的優勝／優越感對這個“王國”中同等博愛、普世年夜同的幻想組成了又一重反諷，也仿佛再次質疑了療愈（無論“療身”仍是“療靈”）的手腕和目標——對于個別與群體而言，“康復”能否僅僅意味著進進“進步前輩文明”的品級次序？而這能否就是治療經過歷程的最終目標？
在未完的《蜃樓》中，上述題目并未獲得解答。但似乎可以確定，無論“醫者”仍是“病患”，其身上的國族、階層等標誌都無法等閒抹往，某些隔膜也一直存在。治療經過歷程自己總負載著太多有關“成分政治”的博弈，這些都為個別及社會的安康學[13]留下了困難。
三、 隔離與同情
在古代醫療系統下，病院這一疾病診治場合老是與日常生孩子生涯空間堅持必定水平的區隔，棲身此中的患者們也必定水平上臨時離開了正常的人群與社會關系，沾染醫院及其患者更是這般。于是在醫院或療養院的狹窄空間內，人們往往需求從頭樹立起某種姑且性的關系群體。而跟著醫學技巧的提高與醫療理念的轉變，某種“人性隔離”似乎淡化了沾染醫院“與世隔斷”的可怕閉塞，也為存在其間的小群體中的成員們供給了樹立良性互動的能夠。
托馬斯·曼的長篇小說《魔山》就以肺結核療養院為焦點論述空間，浮現出在與內部世界絕對隔斷的情形下，“魔山”外部諸病患之間產生的各種情欲糾纏與信心沖突，諳習德國文學的郁達夫年夜約對這部作品并不生疏。在《南遷》中，郁達夫就設定病痛纏身的主人公伊人到japan(日本)房州島療養，在那里結識了少女O、青年B君、K君等“病友”，文本主線敘事便繚繞這群患病青年在被承平洋圍繞的暖和半島上的各種交集睜開。
《蜃樓》中的松木場醫院異樣是在絕對隔斷于內部社會的情形下由醫護、病患、布道士與善士等人群構成的小型配合體——敘事在俯瞰醫院周邊周遭的狀況時就將其描述為“一區與外界隔斷的小共和國”。低矮的女墻暗示著半是隔斷半是開放的醫院形狀，或許契合了梅藤更將其同時塑造為隔離醫院與“城市景不雅”的假想。而這個“城中之國”天然以梅院長、康太太為主宰。文本由護士之口說起康太太出資建築了女肺醫院，此外還要按期往麻瘋醫院探望患者分發物質。分歧于肺結核這般被文學作品“精美化”的疾患，麻風病因其對患者身材面孔的摧毀與沾染性之強而注定與“浪漫”盡緣。它一度被國人視為“天刑”，即使因集中隔離等辦法而獲得把持，這種疾病所攜帶的仍多是關于可怕、凌亂與撲滅的隱喻。松木場醫院以“杭州麻瘋醫院”著名，郁達夫也特地著筆描述了病院內教堂兼麻瘋病室的建筑及康太太對這群病患的追蹤關心和接觸，這些生怕很難說是閑筆。
對于梅藤更針對麻風如許可怖的沾染性疾病所采取的防治辦法，時人很難完整認同。有人就責備其在杭州郊外的景致勝地樹立麻瘋醫院并聽任病人“收支不受拘束，彷徨商店”是招致疾病風行勢頭加劇的主因，但就治療理念來看，這或許正合適梅藤更提出的為沾染病人樹立“家園”而非強迫收留的監牢如許幻想的醫療情勢[14]。梅以為，麻風醫院應為病人供給充分衣食與精力領導，使其“每小我在新家里都很快活，他們不再是一群被關起來等逝世的令人討厭的病人，他們和我們在一路覺得很高興，很知足”[15]。《蜃樓》所描繪的梅院長、康太太與病人、醫護者之間的相處方法約略具有家園的溫馨之感，敘事也吐露出對這種醫患相處形式的些許向往。
但是對于《蜃樓》中從家庭與部隊離開甚至已被宣布“逝世亡”解雇出社會的陳逸群而言，醫院外部構成的小配合體畢竟只是從護士的言談中得來的含混印象。在養病時代，他更多地體驗到的還是被四面白壁包抄的隔斷孤單。而同郁達夫的一系列述“病”文本的風格附近，《蜃樓》在突顯“病”所形成的個別與群體隔斷疏離狀況的同時不竭吐露出對“同情”自己的急切召喚。
從現存情節來看，如許一種感情形狀最有能夠產生在陳逸群與康太太之間。陳與康就身材情形而言都是業已或即將“康復”的病人。初遇康密斯時，陳所捕獲到的只是她“悲寂的淺笑，帶病的笑臉”，而在醫院相遇后，小李護士告知陳康太太是著名的“年夜善士”， “她自家也曾患過肺病，所以她對肺癆病者是特殊的有同情，特殊的肯輔助的”。后文康太太邀約陳逸群往家中品茗，仍以“細聊下病中的感觸”為約辭。現存部門并沒有寫出這場扳談，亦沒有正面描述康密斯的心態與感情變更，但僅止于此，也不難發明康密斯與以往郁達夫小說中的女性抽像們已然有所分歧。她不再是玩弄或被玩弄情欲的施虐者或受虐對象[16]，或是男性主人公的自我投影，而是初步具有了可供挖掘的自我意志與性命經歷。在陳對本身“純客不雅”的反思批駁中，他以為本身對康密斯發生了近乎“完整忘記本身”的感情，這是往昔感情經歷中從未有過的。但文本亦沒能清楚斷定這畢竟是一種如何的感情狀況，只能在陳的心坎獨白、回溯性敘事與景致書寫的交織間死力浮現出這種情感的存在及其特質。期近將與康密斯會見的凌晨，為晨霧煙嵐所包裹的山色寧定了陳逸群不安的心神，“他的欲念，他的小我，都被這清爽純粹的田園朝景淹沒下往了”。即使消除了欲念等原因，陳對本身心思的批駁剖析并也沒無為他正在經過的事況的感情運動找到公道的說明。小心理剖析難認為繼，敘事又“漫然地”進進了陳對過往情欲經歷的回想。在“熱鬧冶艷”的地中海里，陳曾被美國少女冶妮的肉體引誘，淪為她的“獵物”，而終于期近將克服的最后時辰想到“千創百孔，還終不克不及和歐美列強處于對等位置的內陸”，這促使陳驟然甦醒斬斷情絲。文本停止于此，留下了諸多空缺與疑思：時移世異，祖國冬景代替了他鄉風情作為人物運動的佈景，陳與康的關系不再是施虐與受虐，亦非“同是海角沉溺墮落人”形式的再度呈現——盡管由身心的病弱體驗而發展出的“同情”還是二人產生互動關系的基石，也是促使康密斯從事慈悲工作、與更多病苦受難者樹立聯絡接觸的橋梁，可是在這里，無論就社會地位仍是自我認知而言，康和陳都不再是“弱者”，他們具有康復的盼望與舉動的能夠。而這部未完文本所留下的題目是，在醫院這個與世隔斷的小配合體外部，他們的“同情”將若何產生？如許一種建基于文明優勝感與昏黃的愛欲體驗的感情情勢又可否衝破各種“隔斷”，與內部世界、與蕓蕓眾生樹立起真正的聯絡？
考核郁達夫文論可個人空間以發明，“同情”是他付與文藝作品的主要感情質素和才能，是個別與別人、與社會樹立關系的手腕，或許也是文學之“療愈”效能得以完成的重要依托。郁達夫一度將藝術界說為“弱者的同情者”，并以為這種同情背后乃是超出國境人種的“廣博的愛”[17]。在詳細會商文學作品中的感情要素時，郁達夫借奈爾孫（William Allen Nelson）的概念將情感分為“情感（emotion）”與“情操（sentiment）”兩部門，此中“情感”包括“自我的情感（egoistic emotion）”與“社會的情感（social emotion）”兩種，前者年夜體由小我短長發生，如惱怒、可怕、悲痛、歎恨，后者則由于“重視別人的安定快活”而產生，如“戀愛，同情等類是”。郁達夫將“同情”界說為“因別人的情感而惹起的本身胸中的反應”，并對此做出了妥協式闡述：
有人把這一類的同情，都回進本身同情的情感中往的，話也可通，不外有很多同情，卻不是專因本身同情而起的，例如為義憤而就義本身的性命之類，當然不單是由我們的利己的self-pity中產生出來的[18]。
從“不專”、“不單”等用語可看出郁達夫的暗昧立場，終極只好用為義憤就義性命如許“極端”的例子來闡述“同情”的生發機制和感情形式不用然同等于“自憐”。而既然藝術本就是“弱者的同情者”，郁達夫也便一度認同了反動文學所提出的“表同情于無產／被虐階層”的任務擔負，但是他卻一直感到到這種感情情勢的局限。在為蔣光慈小說集《鴨綠江上》作書評時，郁達夫以為作者對無產階層的同情已足夠真摯，是以“光就同情的一方面說起來，曾經可以說是無產階層的文學了。可是作者畢竟仍是一個中產階層的人，所以每篇中一切的情感，認識，還不克不及說是完整把無產階層的階層情感和階層認識，表示得非常誠摯”[19]。由于出身處境畢竟相異太遠，這些作品對無產階層施予的“同情”并不克不及表現一種新的感情經歷，即“無產階層的階層情感”獲得了真正的挖掘、懂得和表述。這個題目在郁達夫這里似乎是無解的，他甚至宣稱本身“配不上說同情于無產階層”[20]，這此中亦包括他對感情改變之難度的真摯認知。縱不雅郁達夫的小說作品，此中的“同情”似乎很難超出self-pity的限制，并總與愛欲扳纏不清。或許他簡直“沒有充足懂得描述他者的意義”[21]，缺少響應社會實行與迷信認知的“同情”也僅能止步于此。在一次次復現中，這種情感甚至構成一種“套路”[22]，被卷進某種既定的品級關系中而消解其社會改革的潛能。或許一如勃蘭兌斯對德國浪漫派的批駁那樣，郁達夫筆下的“病態”主人公們畢竟仍是寄生于本身所制造的情感里，無法衝破與民眾的“隔斷”，亦難以經由過程“盡力、意志、定奪”取得健全的人格與舉動才能[23]。
注釋：
1、吳曉東：《中國古代審美主體的創生——郁達夫小說再解讀》，《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7年第3期。
2、《蜃樓》前四章（除第四章最后一節）于1926年6月在《發明月刊》第四期頒發，而在接上去的幾年中，郁達夫奔忙于廣州、上海等地，親歷了年夜反動的飛騰與變故、發明社成員的離合分合、上海右翼文藝的鼓起，其本身也開端了一段新的愛情，但似乎一直未廢棄過續寫《蜃樓》的設法。1927年從廣州回到上海后，郁達夫打算寫完的三部長篇就包含《蜃樓》，，自此直到1932年末，郁達夫的日誌中時常呈現有關《蜃樓》的寫作打算。1931年3月至5月，這部小說的前十章在《青年界》連載，仍屬于未完之作。在1932年末，郁達夫的肺病有所反復，同時卻也似乎非分特別盼望集中精神將《蜃樓》創作完成。1932年10月至11月中旬，郁達夫搬到友人楊郁生運營的西湖病院小住。他所住的屋子乃是同治年間張勤果的故居，臨湖靠山，名曰水明樓，而此行在養病之外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完成《蜃樓》。甫一搬到，郁達夫就立志“估計十一月底，必需做好《蜃樓》”，但到了十月底，似乎仍沒有很年夜推動。十一月三日郁達夫在藏書樓翻閱舊報刊，抄往有關奉軍將領郭松齡的業績（此人在前十章僅呈現過一次，但從郁達夫對他的追蹤關心水平看，他也能夠是《蜃樓》后面部門的主要人物），以為“年夜約從明日起，可以脫手做《蜃樓》了”，到十一月九日卻仍“不克不及捏起寫《蜃樓》的筆桿”，仿佛“思惟馳散了”。但是這一階段郁達夫的創作力實在并不虛弱，《遲木樨》、《碧浪湖的秋夜》等短篇都在此時代創作完成，唯有《蜃樓》雖多次發愿，年夜有不成此篇終不還之意，卻似乎一向遭受瓶頸。直到1936年4月，郁達夫仍表現要將《蜃樓》寫完。見《郁達夫選集》第五卷，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331、336、340、439頁。
3、郁達夫：《郁達夫選集》第五卷，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32頁。
4、錢杏邨：《達夫代表作·后序》，古代書局1930年版。
5、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書社2003年版，第32頁。
6、郁達夫：《蜃樓》，《發明月刊》1926年第1卷第4期。
7、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舞蹈教室隱喻》，上海譯文出書社2003年版，第42頁。
8、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書社2003年版，第65~66頁。
9、郁達夫1932年10月8日日誌記錄本身預計上葛嶺登高，“趁便可以往看一看那間醫院”。依據高低文提到的《蜃樓》寫作打算與病院地位，這里所指應當就是松木場病院。見《郁達夫選集》第五卷，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319頁。
10、周東華：《公共範疇中的慈悲、福音與平易近族主義——以近代杭州麻風病救治為例》，《社會學研討》2010年第3期。
11、梅藤更1917年4月14日致洛克菲勒基金會信，見張煜、馬慶凱、沈弘：《梅藤更筆下的杭州記憶》，《文明藝術研討》2016年第9卷第2期。
12、周東華：《公共範疇中的慈悲、福音與平易近個人空間族主義——以近代杭州麻風病救治為例》，同上。
13、黃子平用“社會衛生學”的概念解讀丁玲《在病院中》等作品，重視這一理念“驅邪清污”的焦點意涵，并由此洞見了文學中疾病—療愈言說的某種最基礎窘境。而本文用“安康學”的概念與“衛生學”構成對比，意在誇大安康肌體對于“整全”而非“剔除”的需求。但以此深刻，所發見的也許還是“治療”在實體及隱喻層面的困難和窘境。見黃子平：《“灰闌”中的論述》，上海文藝出書社，2001年版。
14、30年月已有人提出“經文明諸國行之多年”并算得上是有用的“禁錮隔離之法”不實用于本日。因其難免形成言論發急與對病人或能夠患病之人的極端排擠，以致“可以醫治之初期患者，溜之大吉”錯掉醫治良機，又“惹起患者之無謂發急，構成癲狂”，是以如許的隔離方式亟待改革。見年：《言論為鏟除麻瘋病的要害》，《麻瘋季刊》1930年第4卷第4期。
15、周東華：《公共範疇中的慈悲、福音與平易近族主義——以近代杭州麻風病救治為例》，同上。
16、伊藤虎丸以為郁達夫小說中的女性抽像充足闡明了他的傳統性，他的女性不雅一直沒有超出自虐性和加害性這兩種抽像所象征的感官熟悉。而這種女性不雅也闡明郁達夫的世界不雅逗留在傳統的階段，對舊文學不克不及成為徹底的“異端”。（日）年夜久保洋子：《郁達夫小說研討在japan(日本)》，《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5年第5期。
17、郁達夫：《藝術與國度》，《發明周報》1923年6月23日，第七號。
18、郁達夫：《詩論》，《郁達夫選集》第十卷，同上，第192頁。
19、郁達夫：《<鴨綠江上>讀后感》，《洪水》半月刊1927年3月16日，第3卷第29期。
20、郁達夫：《公然狀答japan(日本)山口君》，《洪水》半月刊1927年4月1日，第3卷第30期。
21、這是伊藤虎丸的評價，見《郁達夫小說研討在japan(日本)》，同上。
22、沈從文以為郁達夫作品的感情形式這般顯明，以致于作者一讀到統一簽名的作品，“立即就會構思出那主人公的必定的性情，並且總預備好了他們的同情。”沈從文：《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見鄒嘯 編《郁達夫論》，北舊書局，1932年。
23、（丹麥）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共享空間》第二冊，劉半九 譯，國民文學出書社，2018年版，第25、65、162頁。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