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年夜學》詮釋及其“四書”體系的建構
作者：毛朝暉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孔子研討》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仲春廿一日癸亥
耶穌2019年3月27日
【摘要】
朱子的《年夜學》詮釋在其經學體系中至關主要，其過程也屢經嬗變。本文以朱子的《年夜學》詮釋為切進點，爬梳參稽《年夜學章句》、《年夜學或問》、《朱子語類》等文獻，力圖完成兩件任務：第一，考證朱子學習、研討、詮釋《年夜學》，尤其是其修訂《年夜學》注解的經過。第二，闡明朱子對于《年夜學》一書認識的轉變，以及基于此認識的轉變而開展的“四書”體系的建構過程。
【關鍵詞】
朱子、《年夜學》、“四書”體系、建構
一、媒介
錢穆這樣評價朱子在經學史上的位置：“定《論》、《孟》、《學》、《庸》為《四書》，為之作《集注》與《章句》，而《四書》乃凌駕于《五經》之上。治學者必先《四書》，乃及《五經》，于是孔孟新傳統乃繼周孔舊傳統而代興。”[①]又說：“二程始以《年夜學》開示學者。《語》、《孟》、《學》、《庸》四書并重，事始北宋。而《四書》之正式結集，則成于朱子。”[②]賈德訥（Daniel K.Gardner）從經學史的視角也留意到宋中葉經學的這一轉變，而朱熹則是這一轉變的重要人物。[③]值得留意的是，《年夜學》一書在朱子“四書”體系的建構過程中具有關鍵位置，《朱子語類》卷十四：“治學，莫要于《四書》；治《四書》，莫先于《年夜學》。”[④]晚近學者論朱子《四書》學的樹立多強調二程理學的影響[⑤]，卻往往疏忽朱子“四書”體系本身亦有前后之異。周之翔在2012年撰寫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一個說法，將朱子的《年夜學》詮釋分為三個階段，認為是朱子“為己之學”奠基、建構和融貫的過程。[⑥]
實際上，朱子《年夜學》詮釋的演變并不只是“為己之學”的發展過程，而是牽動整個朱子“四書”體系的嬗變。換言之，不只是一個理學的發展過程，並且是一個經學的發展過程。本文嘗試從經學的視角，以朱子的《年夜學》詮釋為切進點，爬梳參稽《年夜學章句》、《年夜學或問》、《朱子語類》等文獻，力圖完成兩件任務：第一，考證朱子學習、研討、詮釋《年夜學》，尤其是其修訂《年夜學》注解的經過。第二，說明朱子對于《年夜學》一書認識的轉變及其“四書”體系的建構過程。
二、朱子早年的《年夜學》詮釋
《白文公函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書〉二：“《年夜學》諸說，亦放前意……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三十年于心。”[⑦]據此書，朱子于十五六時始知讀《年夜學》。《朱子語類》卷十六記錄了他在此時期研讀《年夜學》的方式：“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年夜學》，每夙起須誦十遍。”究竟是什么緣由使朱子對《年夜學》、《中庸》這般著迷呢？《語類》卷一百十五：“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今學者見識。”上引諸條皆朱子暮年之說，當其追敘早年研契理學得力之處，特于《學》、《庸》三請安焉，又明言此為“便好理學”之始。則十六七歲實為朱子生平學問的第一次飛躍，蓋朱子因精讀《年夜學》、《中庸》而于理學有所契悟；惟其相契之深，故年十七八時有每夙起誦《學》、《庸》十遍之事[⑧]。要之，《年夜學》一書，實為朱子晚期契進理學的一扇門戶，然朱子于此書在理學甚至儒學上之特別位置則初無明確之認識。
假如說十五、六歲讀《年夜學》、《中庸包養故事》使朱子對于理學的認識發生了第一次飛躍；那么，〈呂氏年夜學解〉與《年夜學集解》則可認為是朱子晚期《年夜學》研討的代表。分開來說，〈呂氏年夜學解〉是《雜學辨》中的一篇[⑨]，篇幅較小，只能算是一篇研討《年夜學》的單篇論文；《年夜學集解》則成書較晚，篇幅較年夜，是一部集解包養留言板《年夜學》的專著[⑩]。《文集》卷七十二〈呂氏年夜學解〉：“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克不及無收支之弊，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正人猶有取也。”[11]
呂本中，字居仁，呂公著之曾孫，呂希哲之孫，《宋史》卷三百七十六有傳。《宋史》載呂希哲“字原包養網車馬費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12]朱子說呂本中“家學最為近正”，是指他的祖父呂希哲曾經“與二程夫子游”。通過這一條引文，我們能夠讀出兩點含義：一，朱子認為二程的理學是“正學”，呂本中的家學源出二程，是以“近正”。二，朱子所不滿并試圖批評的是呂氏《年夜學解》中的“浮屠老子之說”。綜上二點，朱子的這篇〈呂氏年夜學解〉可說是站在二程理學的立場上來批評浮屠老子的學說。
〈呂氏年夜學解〉對浮屠老子學說的批評重要有三點。第一點，格物在于累積。他說：“愚謂致知格物，年夜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而突然見之也哉？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進之虛談，非圣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13]第二點，包養管道讀書講學亦是格物窮理之事。他認為：“愚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掉，應事而察其長短，乃所以為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往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克不及專一，則是理與事為二，必事盡屏而后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于此？”[14]第三點，格物須有本末終始之序。他說：“愚按伊川師長教師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物之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年夜而六合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為說而掉之者，程子之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地點無間于鉅細精粗罷了，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后緩急之序，區別親身經歷之方，然后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直居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天然而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15]
上述三點實際上有一個配合關注的焦點，即這三點都是從“格物”來區辨二程理學與浮屠老子之學的最基礎分別，各自申說一個區辨的側面。這一“區辨”構成朱子早年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并在朱子生平學術的后續發展中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第一，朱子用“格物”唆使二程理學與佛老之學的分野，初次揭出了《年夜學》“格物”說包養網推薦在二程理學中的關鍵位置。第二，朱子認為“格物”說是二程理學與佛老之學的最基礎分際地點，這就凸顯了《年夜學》一篇在區分儒學與“異端”之學上的主要位置。簡言之，朱子通過對呂氏《年夜學解》的批評，似已隱約發現了《年夜學》在二程理學體系上的基礎位置，甚至其在唆使儒佛異同上的關鍵感化。
《年夜學集解》是朱子研討《年夜學》的第二種專著[16]。與〈呂氏年夜學解〉重在批評異趣，《年夜學集解》則重在樹立。後面我們說過〈呂氏年夜學解〉的意圖在于批評佛老“異端”之學；朱子此次《年夜學集包養一個月價錢解》的精力則在于博采周、程諸子以及二程門人的著作，試圖藉此闡明二程的“正學”。
這件任務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一個龐年夜工程中的組成部門。這個規模壯闊、歷日長久的龐年夜工程，涵蓋了《年夜學》、《中庸》、《論語》、《孟子》、《毛詩》等書，彙集了董仲舒、馬融、鄭玄、周、張、二程、呂與叔、謝上蔡、楊龜山、尹和靖、胡訂婚、胡五峰、李延同等數十家之說。現據《朱熹年譜長編》，自紹興二十九年始，到乾道九年止，朱子編纂的“集解”性質著作至多有以下七種：1、《論語集解》，成于紹興二十九年（1159）；2、《孟子集解》，成于紹興三十年（1160）；3、《論語要義》，成于隆興元年（1163）；4、《毛詩集解》，成于隆興元年（1163）；5、《年夜學集解》，成于隆興二年（1164）；6、《語孟精義》，成于乾道八年（1172）；7、《中庸集解》，成于乾道九年（1173）。
由上列書目可知，在紹興二十九年至乾道九年十多年的時間里，朱子編纂了多種“集解”性質的書籍。這項工程明顯以“四書”為中間，但也同時旁及“五經”研討，不過，“五經”類的研討僅有《毛詩集解》一種。我們尤其應該留意的處所是，在這一時期，朱子還沒能明確指出“四書”的內在關聯及研讀次序遞次。換句話說，在這項工程中，“四書”的位置是平鋪的，《年包養站長夜學》的位置也還沒有特別標舉出來。
為了完成上述“集解”工程，朱子在此期間做了大批的彙集、校訂、編纂任務。這一系列任務包含：1、《上蔡語錄》校本，成于紹興二十九年（1159）；2、《延平答問》，成于隆興元年（1163）；3、《通書》，成于乾道二年（1166）；4、《二程語錄》，成于乾道二年（1166）；5、《張載集》，成于乾道二年（1166）；6、《二程師長教師文集》校本，成于乾道二年（1166）；7、《謝上蔡語錄》二校本，成于乾道四年（1168）；8、《太極通書》重訂本，成于乾道五年（1169）；9、《程氏遺書》，成于乾道五年（1169）；10、《程氏文集》二校本，成于乾道五年（1169）；11、《程氏外書》，成于乾道五年（1169）。
其實，朱子早在撰寫〈呂氏年夜學解〉時就已經留心到，“蓋其他說之近正者，正人猶有取也。”[17]這就可見，朱子或許在批包養女人評呂氏《年夜學解》的時候就已立意搜輯《年夜學》諸家之說了。從下面列舉的書單來看，朱子重點彙集的是二程、周、張以及二程門人的有關文集、語錄和專著。在彙集收拾的過程中，朱子逐漸獲得兩項嚴重發現，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第一項嚴重發現是，朱子于乾道四年（1168）初次正式拈出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確定是伊川的講學主包養管道旨[18]。《朱熹年譜長編》乾道四年三月條：“頓悟中和新說，確立生平為學年夜旨”[19]，即指此。《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書六：“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進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圣賢之言，這般類者亦眾，是知圣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個敬字罷了。”[20]細玩此語，則朱子此時已經認識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不單是伊川學髓地點，抑且為圣門道統所系。
朱子在此期間的第二項嚴重發現是：二程門人性南、湖湘兩脈均未獲得二程理學真傳。《語類》卷十八徐?0?0錄：“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后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里，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稱停過，方見得程子說攧撲不破。諸公說，挨著便成破壞了。”同卷沈僩錄：“這個事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要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包養網推薦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功夫緊密，無復遺憾。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往，與致知、格物都不相關，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要五峰說得精，其病猶這般。”包養意思
由上可知，無論是掌握到二程學術的主旨，還是窺見二程門人的偏掉，朱子都是基于《年夜學》“格物”說作出判斷。從樹立的角度看，朱子明確指出伊川理學的精義正在于他對于《年夜學》“格物”說的醇正懂得；從批評的角度看，二程門人的最基礎偏掉正源于他們對于伊川“格物”說的誤解。基于這兩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前述巨大的“集解”工程尤其是《年夜學集解》的任務，朱子明白地認識到二程理學的精要，而這一精要正蘊涵在《年夜學》一書中。
三、《年夜學》與朱子的前“四書”體系
假如說〈呂氏年夜學解〉和《年夜學集解》代表了朱子早年《年夜學》研討的結果，那么，《年夜學章句》和《年夜學或問》二書則可以視為朱子后期《年夜學》研討的代表。在這期間，朱子先后樹立了兩個“四書”體系。與晚期對《年夜學》孤登時進行研討分歧，朱子后期是將《年夜學》放置在他本身所試圖建構的“四書”體系中來加以研討的。換言之，朱子后期的《年夜學》詮釋充足反應了他建構經學體系的盡力。
“四書”之名，首見于《文續集》卷二〈答蔡季通書〉三十八：“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為《集注》”[21]。此信寫于淳熙四年（1177）[22]，自此“四書”之名始定。為了跟朱子淳熙十六年序定的“四書”《章句》、《集注》有所區別，本文把朱子于淳熙四年編撰的“四書”《章句》、《集注》系列稱為“前‘四書’體系”，而把十六年完成的“四書”序定本稱為“后‘四書’體系”。上面，我們將闡述這前后兩個“四書”體系的關聯。起首，我們分三個方面來討論《年夜學》在朱子前“四書”體系中的意藴：一、《年夜學》在前“四書”體系中的位置；二、《年夜學章句》與周、程理學的關系；三、《年夜學》與“道統”的內在關聯。
先談第一個方面，可分兩層來談。《年夜學章句》草創于乾道八年[23]，其后屢有修正。《白文公函別集》卷六〈答林擇之〉書十三：“近看《中庸》，于章句文義間窺見圣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棋局之不成亂。因出己意往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年夜學章句》類似。”[24]《文集》卷三十一〈答張敬夫〉十八：“《中庸》、《年夜學》緣此略修一過……《論語》亦這般草定一本包養ptt，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未及也。”[25]根據這兩封信，我們看到：朱子在草成《年夜學章句》之后，又相繼編撰了《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其編包養網站撰的方式“與向來《年夜學章句》類似”，都是“出己意往取諸家，定為一書”。這就可見，《年夜學章句》在整個前“四書”體系的建構中在體例和方式上，都起了一個模板或指針的感化。這是第一層義藴。
從義理的層次看，《年夜學》也具有特別的主要性。《年夜學章句》說：“于今可見前人為學次序遞次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26]《年夜學或問》也說：“蓋不先乎《年夜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包養甜心網《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故樹立年夜本，經綸年夜經，而讀全國之書，論全國之事哉？”[27]這里明確無誤地指出了“四書”之間的內在義理關聯，并以《年夜學》為基點提出了一個為學進道的順序。這是第二層義藴。
現包養感情在談第二個方面。前文業已論述，朱子通過集解《年夜學》的任務，已經逐漸發現二程門人的偏掉，并認識到二程理學的精要。從體例上看，《章句》可說是《集解》任務的繼續。《集解》廣搜博采古今諸家之說，今本《或問》中收有“格物”說凡八家，但《章句》中卻只收錄程顥說四條，伊川說二條，鄭玄說一條，呂年夜臨說一條，共四家之說七條[28]。這表白，《章句》對于古今諸家之說確曾經過審慎的篩選，這可以解釋為什么《章句》中最終采用的諸家之說比《或問》少。公道的推測應該是，朱子在《集解》的基礎上又作了揀擇和刪節。至于《或問》所收諸家之說能否比《集解》更少，由于文獻缺乏，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必須留意的是，這些刪節絕不是毫無章法地胡選亂刪。《文集》卷三十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此意甚精，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進《集注》諸說之后矣。”[29]《文集》卷八十一〈記年夜學后〉：“右《年夜學》一篇，《經》二百五字，《傳》十章……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30]這就是說，朱子是依據周、程之說作為標準來撰寫《章句》、《集注》的。換言之，在前“四書”體系中，朱子的中間關懷在于若何憑借這一體系來融貫以周、程為宗主的宋代諸儒的“四書”理學新解。如前所述，朱子是通過《年夜學》一書來掌握伊川理學的主旨，并以此與浮圖老子之學相區分，而《年夜學》一書又被闡述為“四書”體系的基礎，是以，朱子不單是以《年夜學》為基礎來建構他的“四書”體系，並且將《年夜學》闡釋為周、程理學的義理本源。
但是，倘如我們以為朱子只是一味地繼承周、程理學對于《年夜學》的新解，而絲毫沒有本身的發明創造，亦為一偏之見。《語類》卷六十二：“游丈開問：‘《中庸》編集得若何？’曰：‘即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盡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年夜學》都不曾有人說。’”照此說法，在朱子之前，《中庸》已經惹起廣泛重視，是以“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只是“其間盡有差舛處”，而“《年夜學》都不曾有人說”。二程雖然曾經表揚該篇，惋惜也沒有專門著作[31]。《語類》卷十四：“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年夜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注解，覺年夜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往看。”這般說來，朱子對《年夜學》的表揚，一方面是繼承了周、程理學的精義，另方面則補充了周、程理學的未竟之業，并在此基礎上建構成他的“四書”體系。
現在討論第三個方面。〈語孟集義序〉：“《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師長教師者出，然后斯道之傳有繼，其于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閑嘗搜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于師長教師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若張公之于師長教師，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32]這篇序文作于乾道八年（1172）。在這篇序文中，朱子表達了兩點意思：第一，二程獲得了孔、孟的“道統”。第二，若以二程比作孔子，則橫渠僅得比數伯包養網心得夷、伊尹，楊、謝諸人亦“未知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換言之，張載與二程的門人都沒能獲得“道統”。錢穆據此認為：“蓋至是而朱子始悟程門諸子未能得程氏之真傳，乃微露其意這般。”[33]前文考論朱子早年的“集解”工程已詳，可與錢氏此說相發明。
時隔一年，《文集》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云：“《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于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焉……孟子之徒實受其說……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34]在這篇序中，朱子初次勾畫出一條“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傳承圖。在此之前，伊川在《明道師長教師墓表》中也曾勾畫出一幅“道統”的草圖：“周公歿，圣人之道不可；孟軻逝世，圣人之學不傳。道不可，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后；無真儒，則全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35]兩比擬對，則是朱子在孔、孟之間拔出了包養網站曾子、子思兩傳；又在孟子之后補進濂溪、二程兩傳。濂溪、二程兩傳的學說后來被他貫徹在淳熙二年寫成的《近思錄》中，而孔、曾、思、孟四傳，則被他貫徹在《四書》中[36]。是以，我們可以說朱子的前“四書”體系其精力實質是要藉由他特別揀擇的經典來構建、聯貫一個“道統”的譜系，即藉由“四書”和《近思錄》五種書籍，來具體化、經典化他在乾道九年所領悟到的“道統”，也就是一條“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的“道統”譜系。
在朱子看來，《年夜學》一書實際上是這個“道統”譜系的樞紐。《或問》：“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居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37]“吾聞之也，天道風行……是乃天主所降之衷、烝平易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六合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自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38]在這里，朱子把孔、曾、思、孟、程、張的學說分別與《年夜學》的格、致、誠、正對應起來。值得留意的是，朱子是用《年夜學》的條目來檢定孔、曾、思、孟、程、張的“道統”。上文業已指出，朱子對佛老與儒學的判別，對二程學術主旨的掌握以及對二程門人學術偏掉的厘定，都是安身在《年夜學》“格物”說的基礎上。現在，上起孔、孟，下迄周、程的“道統”，也是由《年夜學》來檢證與統攝。可以說，《年夜學》一書在朱子樹立前“四書”體系的過程中，既發揮了一個義理標準的感化，同時也發揮了一個統攝樞紐的感化。
四、《年夜學》與朱子的后“四書”體系
如前所述，朱子自從乾道八年開始著手撰寫《年夜學章句》，到淳熙四年初次提出“四書”的名稱，并“皆為《集注》”，從而建構他的前“四書”體系。這個過程前后年夜約經歷了五年。在此以后，朱子仍在不斷地修訂他的“四書”注解。李方劑《紫陽文公師長教師年譜》云：“十六年，始序定《年夜學》、《中庸》《章句》。”[39]李性傳〈饒州刊本朱子語續錄后序〉亦云：“《年夜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已酉乃始序而傳之。”今本《年夜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分別署為“淳熙已酉仲春甲子”、“淳熙已酉三月戊申”[40]，則是相隔四十四天，兩書相繼序定。《語類》卷一百四童伯羽錄：“某覺得本年方無疑。”今據《朱子語錄姓氏》，知此條系童伯羽庚戌（1190）所聞。考《語類》卷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有童伯羽《年夜學》、《論語》語錄十余條，則伯羽在該年重要從朱子受《年夜學》、《論語》可知，據此推之，則朱子所謂“本年方無疑”，當是針對前不久剛序定出書的后“四書”體系而言。
跟前“四書”體系比擬，淳熙十六年完成的后“四書”體系的規模加倍巨大，在內涵上極年夜地擴展了前“四書”體系。這些內涵中最重要的部門就包含“小學”和五經。上面，本文將分別探討二者與《年夜學》的內在關聯。即：一、朱子“小學”與《年夜學》的內在關聯。二、朱子后期的六經[41]研討與《年夜學》的內在關聯。
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前“四書”體系雖然用《論語》、《年夜學》、《中庸》和《孟子》樹立了“孔-曾-思-孟”的“道統”，可是，從學道次序遞次與實際修養功夫來說，卻必須先有一個進道處。有關此點，朱子開宗明義就在《章句》中指出：“于今可見前人為學次序遞次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42]朱子這里用程子的話從學道次序遞次的角度來表揚《年夜學》的特別位置，與前“四書”體系特別從“道”或“道統”的角度來闡發《年夜學》角度分歧、義各有當。第二節業已指出，朱子在集解《年夜學》的過程中已經逐漸領悟到“敬”是二程理學的精華，也是圣門古今相傳的“道”。他在乾道四年拈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據《年夜學》所說，致知在格物；至于若何格物，朱子在前“四書”體系中特別撰寫了《年夜學》“格物”補傳，使“格物”的修養功夫問題獲得清楚決。至于“敬”的修養工夫若何，朱子則并沒有能夠在前“四書”體系中專門進行解答，這就留下一個義理的缺口。
淳熙四年，朱子樹立前“四書”體系，在此以后數年，朱子嘗試用“小學”來落實“敬”的修包養dcard養功夫。他在后來的《或問》中表達了這一思緒：“蓋吾聞之，‘敬’之一字，圣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根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年夜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平易近之功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圣學始終之要也哉？”[43]淳熙十年（1183），朱子邀請劉清之配合草創《小學》一書，這項任務直到包養意思淳熙十四年（1187）[44]才最終完成。兩年后，朱子在〈年夜學章句序〉中歸納綜合了這么一個“小學→年夜學”的為學次序遞次：“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後輩，皆進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皇帝之元子、眾子，以致公、卿、年夜夫、元士之適子，與凡平易近之英俊，皆進年夜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鉅細之節所以分也。”[45]至此，朱子才真正通過《小學》一書貫徹了他關于“小學”的設想，從而使得伊川的“敬”的修養理念獲得一個切實用力處。而這一發展，顯然是從“年夜學”向下推衍而來，目標在于補足《年夜學》中未能顯豁的“涵養用敬”功夫。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個問題。《或問》：“蓋不先乎《年夜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故樹立年夜本，經綸年夜經，而讀全國之書，論全國之事哉？”[46]在這里，朱子強調了《年夜學》的“綱領”意義，但這絕不料味著圣門學問僅此罷了。《語類》卷十四：“《年夜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年夜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里許。通得《年夜學》了，往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全國事。”卷十八：“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于書；如論古古人物以別其長短邪正，則是理存于古古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于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這就是說，《年夜學》只是為學者唆使一個綱領，這還僅僅是治學的第一個步驟，在這之后，還有許多事物要格，還有許多功夫要做。在這眾多條目功夫中，朱子著重提醒學者應該“往看他經”。換言之，六經之學乃是《年夜學》“格物”功夫向上的延長和拓展。
為此，他身體力行開展了一系列的解經任務。這些任務包含：1、《詩集解》，成于淳熙四年（1177）；2、《易傳》，成于淳熙四年（1177）；3、《古今家祭禮》補訂本，成于淳熙八年（1181）；4、《易學啟蒙》，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5、《詩集傳》，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6、《律呂新書》參訂，淳熙十四年（1187）；7、《禮書》[47]，淳熙十四年（1187）；8、《周易本義》，成于淳熙十五年（1188）。
不難發現，朱子平生最重要的經學著作如《詩集傳》、《易學啟蒙》、《周易本義》等，都成于淳熙四年以后，淳熙十六年之前。從時間上看，這一系列經學著作幾乎與朱子的“小學”研討同時進行。我們可以這樣懂得，朱子在樹立前“四書”體系的同時，曾經將“四書”體系所彰顯的“道統”延長到宋代，為此，他與呂祖謙一起配合撰寫了《近思錄》一書來落實這一“道統”。事實上，正如本文第三節所論，朱子恰是基于周、程理學特別是伊川之學往建構他的前“四書”體系。可以說，北宋周、程理學諸儒恰是朱子得以逆向追溯孔、曾、思、孟以樹立他的前“四書”體系的階梯，而《近思錄》則是朱子根據前“四書”體系順向整合北宋理學諸儒而建構的新經典。在此以后，朱子又開始把“年夜學”向下進行推衍，從而完成了一個“小學→年夜學”的義理體系，這也就是他的后“四書”體系。為了落實這一目標，朱子與劉清之合撰了《小學》一書。與此同時，朱子也著手撰寫了《詩》、《書》、《易》等群經新解，通過這些盡力，朱子不斷地擴展此前樹立的前“四書”體系，試圖樹立起一個“小學→年夜學（四書→六經）”的兩階段、三層次的巨大經學體系，即上文所說的后“四書”體系。盡管朱子對于《禮》、《年齡》二經的經學新解并未及身完成，但朱子后“四書”體系的規模與旨趣則已了了可見。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是前“四書”體系還是后“四書包養金額”體系，《年夜學》在兩個體系的建構中始終居于中間和樞紐位置。
五、結論
朱子在后“四書”體系樹立以后，曾說過“某覺得本年方無疑”的話。覈其情實，在此之后直至朱子往世的十年時間中，朱子沒有能夠再樹立起一個規模更巨大的“四書”體系。
不過，朱子暮年的《年夜學》詮釋仍有部分調整。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對“誠意”章的修訂。呂柟《朱子抄釋》卷一：“師長教師捐館前一月，以書遺廖子晦曰：‘《年夜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序遞次可以絕筆。’”[48]《兩朝綱目備要》卷六：“辛酉，改《年夜學章句》‘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49]根據這兩條資料，可知朱子臨歿前仍兢兢努力于“誠意”章的修訂，其旨趣是務求“簡易平實”。陳林著有專文考核朱子暮年對《年夜學》“誠意”章的修訂，也指出朱子暮年對《年夜學章句》“誠意”章多有修正，其修正的目標是使義理加倍圓融通透，使修養功夫逼真易行。[50]朱子在《年夜學章句》結尾說：“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成以其近而忽之也。”[51]特別強調“格物”、“誠意”二章的主要性，這與上文所述暮年反復考慮“誠意”章的意圖正可彼此發明。總體來看，朱子暮年《年夜學》詮釋的精力旨趣實在為學者指導切實用力的修養功夫，他對《年夜學》注解的調整并非努力尋求樹立更巨大的經學體系。
綜合本文所述，朱喜自十六、七歲藉由《年夜學》、《中庸》二書，始于程門理學有所窺進。自此以后，朱子的《年夜學》詮釋前后歷經了五個階段的發展過程：撰寫〈呂氏年夜學解〉，站在二程理學的立場上來批評佛老“異端”之學，此為第一階段；撰寫《年夜學集解》，廣搜博采北宋周、程諸子及二程門人之說，其研討旨趣由批評轉為樹立，此為第二階段；在編撰《年夜學集解》的過程中，悟出了周、程理學的精華，同時也發現了二程門人的偏掉，并由此發展了伊川提出的“道統”譜系，在此基礎上，朱子開始草創《年夜學章句》、《或問》，初次提出“四書”的說法，通過“四書”和《近思錄》來具體化、經典化他提出的“道統”譜系，由此構建了他的前“四書”體系，這是第三階段；以《年夜學》為樞紐，把前“四書”體系向下延長到“小學”，向上擴年夜到六經，以樹立一個規模巨大的后“四書”體系，這是第四階段；朱子暮年盡管仍對其《年夜學》注解有所調整，但并非繼續經學體系的建構，而是更關注通過《年夜學》指導學者做簡切平實的修養功夫。
朱子《年夜學》詮釋的嬗變與他對于《年夜學》一書認識的演變密不成分。在第一階段，朱子安身在二程《年夜學》“格物”說的立場上判別圣門之學與佛老之學的疆界。錢穆評價朱子《年夜學章句》“格物”說有云：“朱子從此分出儒釋疆界，實不得謂其非一年夜貢包養sd獻。”[52]恰是此意。但是，〈呂氏年夜學解〉只是《雜學辨》中的一篇，朱子并不是單純地安身于《年夜學》一書來指點儒學與佛老的疆界，這與后來的《年夜學章句》有所分歧。在第二階段，朱子試圖通過“集解”的任務，找到二程理學的精華。結果，他透過《年夜學》“格物”說窺見二程理學的要義，用“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語提挈二程理學的綱領，還由此進一個步驟詮釋了儒學的“道統”。這就是朱子在第三階段從事《四書》與《近思錄》編撰的中間關懷，換言之，朱子想借《四書》、《近思錄》二書來落實“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的儒家“道統”與經典體系的建構。在第四階段，朱子把前“四書”體系朝高低兩個標的目的擴展，樹立一個“小學→年夜學（四書→六經）”的巨大新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子的確是在有興趣識地建構他的新經學，但是，我們必須留意這是一個持續嬗變的體系，并不限于《四書》自己。
在上述前后兩個“四書”體系中，《年夜學》一書始終處于焦點地位，但在兩個體系中《年夜學》發揮長期包養的效能卻前后有別。在前“四書”體系中，《年夜學》“格物”說既被提挈為伊川理學的精華，也被視為圣門之學、佛老之學以及程門諸子義理純駁的判準。是以，假如不清楚《年夜學》，就不克不及清楚圣門的“道”，“道統”天然也就無從鑒定，那么，根據“孔-曾-思-孟”道統所樹立的前“四書”體系便會掉往其公道性的依據。而在后“四書”體系中，《年夜學》的“為學次序遞次”論獲得了深刻開展。“為學次序遞次”落實在生涯中便是修養功夫，朱子暮年的《年夜學》詮釋特別重視修養功夫，這與后“四書”體系重視發揮《年夜學》的“為學次序遞次”論是精力分歧的。實際上，“小學”與“五經”之所以被納進后“四書”體系，也恰是以《年夜學》的“為學次序遞次”論作為理據。
南宋以后，《四書》凌駕《五經》。就這個意義而言，《四書》的結集可以說是開辟了中國經學的新統。本文的研討表白，朱子建構的“四書”體系實際上包括前后兩個分歧的經學體系。前“四書”體系的主旨當然是重構先秦儒家的經典系統，可是，融鑄此中的“道統”觀念其實一向聯貫到北宋理學而與《近思錄》遙相呼應。是以，前“四書”體系本質上乃是一個從理學的觀點出發並且旨在聯結先秦儒家與北宋理學的經學體系。比擬之下，后“四書”體系規模加倍巨大、修養功夫加倍完備，該體系不單把“六經”納進其內，並且嘗試樹立新的“小學”經典，以補足“年夜學”之前的一段“小學”功夫。這樣一來，之前被消除在“道統包養犯法嗎”之外的漢唐“五經”之學也被納進這個新的經學體系。錢穆說：“朱子突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年夜成，亦并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惟之年夜成。”[53]按照本文的剖析，所謂“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年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夜成”，恰是朱子前“四書”體系的義理起點和建構依據；所謂“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惟之年夜成”，則恰是朱子后“四書”體系的格式規模和內在精力。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朱子的后“四書”體系并未及身完成，錢師長教師所說的朱子“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惟之年夜成”的任務，相較于朱子“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年夜成”的貢獻而言，似乎難以相提并論；南宋以來以“四書”為中間的新經學與漢唐以“五經”為中間的舊經學之間的調和并未圓滿解決，這為日后長期的漢宋之爭埋下了伏筆。
注釋：
[①]錢穆：〈中國文明演進之三年夜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見劉夢溪主編，郭齊勇、汪學群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賓四卷》（下），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1996年版，第220頁。
[②]錢穆：《朱子新學案》（四），見《錢賓四選集》第十四冊，臺北，聯經出書事業公司，1994年版，第201頁。
[③]Daniel K.Gardner,Chu Hsi and 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5-9.從哲學上剖析朱子對“四書”、“五經”認識的三個分別，可參看Wing-Tsit Chan,Chu Hsi:Life and Thought(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6.
[④]又如卷十四：“先看年夜學，次語孟，次中庸”；卷一百五：“四子，六經之階梯”。此類尚多。本文引《語類》甚多，僅標明卷次，紛歧一標注頁碼，以免繁雜。引文皆據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
[⑤]例如，蔡方鹿指出朱子《四書》學是在二程思惟的基礎上，經過集解、集說的過程，最后著成《四書章句集注》；朱漢平易近、肖永明也認為朱子早年即接觸到二程的四書學著作，這是促進改日后集理學年夜成，建構“四書”體系的主要機緣。參看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國民出書社，2004年版，第254-包養違法260頁；朱漢平易近、肖永明：《宋代〈四書〉學與理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包養dcard15-226頁。佐野公治也認為“經書解釋は思惟的產物にほかならないのである”，謂朱子的“四書”注釋無非是其理學思惟的產物，見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硏究》，東京，創文社，1988年版，第76頁。
[⑥]周之翔：《朱子經解研討》，湖南年夜學博士論文，2012年，第14-56頁。
[⑦]朱熹：《朱子年夜全》，北京，中華書局，1935年版，第738頁。
[⑧]茲更舉一例，印證此點。《朱子語類》卷四：“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愉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
[⑨]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280-1295頁。《雜學辨》計支出〈蘇氏易解〉、〈蘇黃門老子解〉、〈張無垢中庸解〉、〈呂氏年夜學解〉四篇。
[⑩]王懋竑《朱子年譜》掉載。束景南據〈答汪尚書〉書三系之于隆興二年（1164）。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版，第330頁。
[11]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293頁。
[12]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35年版，第3083頁。
[13]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294頁。
[14]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294頁。
[15]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294頁。
[16]王懋竑《朱子年譜》、黃榦《朱子行狀》、《宋史》朱子本傳皆無朱子撰寫《年夜學集解》的記載。錢穆《朱子新學案》、陳來《朱子哲學研討》于朱子晚期之《年夜學》解皆未深考，亦疏忽了朱子早年的著作《年夜學集解》。束景南包養一個月價錢《長編》于此考證甚詳，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1446頁。
[17]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294頁。
[18]束景南：《朱子年夜傳》，福州，福建教導出書社，1992年版，第260頁。
[19]束景南：《朱子年譜長編》，第406頁。
[20]朱熹：《朱子年夜全》，第675頁。
[21]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764頁。
[22]束景南：《朱子年譜長編》，第586頁。
[23]束景南：《朱子年譜長編》，第479頁。
[24]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881頁。
[25]朱熹：《朱子年夜全》，第480頁。
[26]朱喜：《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頁。
[27]朱熹：《四書或問》，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1年版，第11頁。
[28]陳鐵凡：《四書章句集注考源》，臺北，中華平易近國孔孟學會，1963年版，第38頁。
[29]朱熹：《朱子年夜全》，第485頁。
[30]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428頁。
[31]《二程集》收載《河南程氏經說》，內有《易說》、《書解》、《詩解》、《年齡傳》、《禮記》、《論語解》、《孟子解》、《中庸解》，“四書”中獨缺《年夜學解》，僅有改本罷了。
[32]朱熹：《朱子年夜全》，第1350頁。
[33]錢穆：《朱子新學案》（四），包養甜心第206頁。
[3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77頁。
[35]程顥包養甜心、程頤：《二程集》，台灣包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40頁。
[36]即以《論語》、《年夜學》、《中庸》、《孟子》四書代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脈相承的道統，故又稱“四子”書。
[37]朱熹：《四書或問》，第10頁。
[38]朱熹：《四書或問》，第23頁。
[39]李方劑原編，李默、朱河訂：《紫陽文公師長教師年譜》，載《北京圖書館躲珍今年譜叢刊》第2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書社，1999年版，第16頁。
[4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16頁。
[41]由于《樂經》掉傳，儒家凡是只說“五經”。但是，朱子雖然沒有編撰“樂經”，但他與蔡元定參訂的《律呂新書》實際上具有類似“樂經”的經典位置。是以，從朱子經學研討的結果來看，其經學體系實已囊括“六經”。
[4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頁。
[43]朱熹：《四書或問》，第2頁。
[44]束景南：《朱子年譜長編》，第773頁。
[45]朱熹：包養軟體《四書章句集注》，第1頁。
[46]朱熹：《四書或問》，第11頁。
[47]此書已佚，疑即《儀禮經傳通釋》前身。
[48]呂柟：《宋四子抄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352頁。
[49]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臺北，文海出書社，1967年版，第370頁。
[50]陳林：〈朱熹暮年修訂《年夜學章句》〈誠意〉章的心路歷程及義理探析〉，《國立政治年夜學哲學學報》第34期（2015年7月），第159頁。
[5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頁。
[52]錢穆：《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卷五），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4年版，第167頁。
[53]錢穆：《朱子學提綱》，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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